為加強紅色基因傳承教育，作為一名科研工作者和保密工作者，筆者于近日閱讀了一系列老一輩科學家愛國勵志、獻身科研的傳記，特別是在學習錢學森的事跡中發現，他不僅在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建設中建立了不朽功勛，在落實保密制度上更是身體力行。重新溫習錢學森的一件件保密“小事”，我深深感到他的保密精神和保密觀念展現在時時刻刻的工作與生活中，體現在高瞻遠矚的科學眼光與科學預見上。

以身作則、親力親為

成就錢學森的保密實踐

錢學森一生從事涉密工作，作為國防科技的帶頭人，他以自己的實際行動踐行著保密制度。他曾說：“從事導彈事業的工作者，要有畢生為國家獻身的精神，要有做一輩子無名英雄的信念。”他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

——躬身履行保密。錢學森歸國后，給在美國的郭永懷寫信，委托好友Frank Marble為自己購買科技書籍。在當時的國際環境下，為避免給好友帶來麻煩，他在信中用“大理石”（Marble的中譯文）來代替好友的名字。當他受命從事火箭和導彈技術研究后，他對自己的工作內容和行蹤去向嚴格保密，出差時連家人也不知道他去了哪、干了什么。有一次，他的夫人蔣英甚至一連月余都沒有丈夫的音訊，只能找到他的工作單位國防部第五研究院詢問下落。作為我國科技界的泰斗，無論身處領導崗位，還是擔任高級顧問，每當有部門向錢學森征求科技發展意見時，他總是在完成后將征求意見稿退回原單位，從不保留。當同志們要發表他的書信時，他更是對所有的稿件親自進行保密審查，并仔細修改。他一生對保密工作沒有豪言壯語，卻一直默默地忠實履行。

——巧妙回避索密。錢學森作為我國國防科技和武器裝備建設的領頭人，知密甚多。在工作中，免不了有好友向他提出借閱文件的要求，他總能巧妙地加以回絕，既嚴格遵守保密規定，又不傷及友情。他曾起草《建立我國國防航空工業的意見》，事過30年后，在其任國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時，一位好友向他提出借閱該《意見》，他回信道：“我處無副本，我估計在國防科工委檔案庫中，找起來也不會容易。”另一位好友向他索取我國科技發展規劃文件時，他回復說，我已將你的要求轉至科協辦公廳，請他們按程序辦。身處領導崗位的他，向好友提供一份文件本不是什么難事，但讓他違反保密制度卻難于登天。

——時刻要求保密。錢學森不但自己嚴格遵守保密制度，還時刻不忘提醒和要求戰友、同事嚴守保密紀律。他作涉密報告或內部發言時，總是提醒大家：未經組織批準，不要對外宣傳；和同事討論新技術時，他也時刻提醒不要對外透露；當同事把自己的文章送給他征求意見時，他在提出技術意見的同時也會對是否涉密提出建議。一次，某軍事專家就自己的一篇關于國家戰略的文章向他征求意見時，錢學森明確指出，國家戰略問題是國際上十分矚目的問題，因此也是一個敏感問題，公開發表的文章必須嚴格按照江澤民總書記在黨的十四大報告和李鵬總理在八屆人大一次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的口徑講，并且強調“我3月18日給您的信只是供您參考，完全是內部材料，決不能在公開刊物或報章上發表，您的公開發表文章也千萬不要引用這封信中的話”。他這種對同志高度負責的態度，不僅展現了他的學術造詣，更體現了他對保密工作重要性的認識。

錢學森嚴之又嚴、慎之又慎的保密實踐啟示我們：保密工作要求真務實，努力形成“我的保密我負責，他人保密我有責，單位保密我盡責”的良好氛圍。

科學判斷、把握趨勢

展示錢學森的保密預見

錢學森總是能妥善處理保密與工作的關系，既維護了國家秘密安全，又推動了各項事業發展。他還以自己的敏銳眼光，洞察世界技術發展趨勢，準確判斷了網絡信息安全的重要性。

——辯證地看待保密。錢學森重視保密，但又不“迷信”保密。在我國制定《1956—1967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綱要》時，對發展無線還是有線通信技術存在分歧，支持發展有線的最主要原因是有線易于保密，而保密是軍事技術一項根本的要求。而錢學森認為，有線通信的局限性太大，不能適應現代戰爭形式多種多樣和靈活反應的要求，在未來的現代化戰爭中極易受到破壞。無線通信比有線通信具有更好的更廣泛的適應性，保密問題完全可以設法通過其他辦法求得適當解決。實踐證明，他的這一論斷不僅推動了我國通信技術的發展，也從而推動了保密技術的發展。

——科學地對待保密。作為一名科學家，錢學森總是用科學的態度對待保密。在我國拍攝《載人航天》紀錄片時，編輯人員問他如何把握有關火箭的保密尺度。他回答說：“關鍵看你是不是泄露要害。如果拍火箭，一個圓筒子，朝上跑，那有什么可保密？大家都是這個樣子的嘛！現在你們別多想這些保密問題，多想了，會束縛思想。思想束縛了，什么都不敢動了。”在審查該紀錄片時，他則非常仔細，尤其是涉及保密的問題。針對影片中出現的火箭尾部噴火近景，他指出，那個近景一定要剪短，火箭尾部的噴射口剛一露出，馬上跳到遠景。他說：“那個近景，外行人看熱鬧，內行人看門道，泄密就會泄在近景上。”錢學森這種對待保密工作的科學態度，是我們學習的榜樣。

——創新地預見保密。錢學森對科學技術的預見，不但體現在國防科技上，在保密技術上也有體現。20世紀90年代初期，電腦病毒剛一出現，他就敏銳地感覺到問題的重要性。他指出，我們應組織專家研究，把防毒治毒的應對措施事先構筑在我計算機信息系統中；90年代中期，我國開始建立信息系統網絡時，他又指出，一定要對壞人、不法分子有防范，決不能沒有對付他們的措施，并提出將通信保密用的密碼學運用于網絡信息安全；90年代末期，我軍加強信息化建設時，他再次指出，面對現代條件下的信息戰，我們既要能獲得自己需要的東西，又要使外面不好的東西進不來、我們的機密不被搞走，這是個大問題，軍隊要考慮。錢學森的這些準確判斷，為保密工作拓展新領域指明了方向。

當今世界，各種竊密技術不斷出現，信息公開與保密的矛盾日益突出，我們學習錢學森，就要像他那樣，具有發展的觀點、科學的理念和前瞻的眼光，將保密精神貫穿到工作始終。

（轉載自《保密工作》雜志2019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