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宮紅場、彭湃故居、百慶樓、馬克思街、列寧街、被服廠舊址、兵工廠舊址……走進粵東革命老區，強烈的紅色氣息撲面而來。

紅色是火的顏色，那是“農民運動大王”彭湃燒掉自家田契的星星之火；紅色是血的顏色，那是粵東革命烈士用鮮血澆灌的共產黨人的不變初心。

農運烈火

很多人知道蘇聯有“紅場”，殊不知，廣東省汕尾市海豐縣也有個“紅場”，即紅宮紅場，我國第一個蘇維埃政權在這里誕生，因此，海豐也被譽為“小莫斯科”。

“紅宮紅場外觀一開始并不是紅色的。”紅宮紅場舊址紀念館講解員羅曉梅介紹，紅宮原為始建于明代的“孔廟”（又稱“海豐學宮”），紅場原為“東倉埔”（明清用作糧倉）。1927年11月，海陸豐工農兵代表大會隆重召開，大會會場四周和街道墻壁都被刷成紅色，會場內用紅布覆蓋墻壁并貼上標語。這次大會決定將學宮改稱為紅宮，而紅場的興建是仿效莫斯科紅場。

走進紅宮紅場舊址紀念館，見到大量彭湃領導農民運動時期的文獻、旗幟和武器等珍貴文物，仿佛看到了當年席卷粵東的農運烈火。

羅曉梅指著一件件文物，向記者講述：1896年，彭湃出生于海豐縣有名的大地主家庭，家里有“鴉飛不過的田產”。彭湃自述家況是：“被統轄的農民男女老幼不下千五百人。我的家庭男女老幼不上三十口，平均一人就有五十個農民做奴隸。”

受母親和小學老師的影響，彭湃很早就同情農民和貧苦大眾。為尋求真理，他東渡日本求學，并于1918年在李大釗、陳獨秀等求學過的早稻田大學就讀于政治經濟科。一個偶然的機會，他接觸到一篇馬克思主義學說的日本譯文，這引起了他的極大興趣，隨后便一發不可收。

留學回國后，彭湃先在家鄉當了很短時間的教育局局長。剛上任不久，他就干了一件出格的事情：他組織縣城學生高舉紅旗，舉行五一勞動節游行。這讓海豐的官紳們大為驚駭，很快，他被罷官。

彭湃丟官后，把目光轉向了廣闊的農村，“下決心到農村去做實際運動”。初到農村，彭湃穿著一身講究的衣服，鄉下人以為他來收租討賬，躲著他。后來他換上農裝，戴上竹笠，光著腳板走到田間地頭考察農民生活，用通俗的語言與農民交談，向農民宣傳革命思想。紀念館內，一臺早已銹蝕的留聲機引起記者注意。據介紹，彭湃就是用這臺留聲機放音樂吸引周邊農民，并通過演講來喚醒農民的覺悟。

此時的彭湃堅定地認為，半殖民地中國的國民革命根本問題是農民問題，國民革命運動首先應是偉大的農民解放運動。彭湃將革命理想投入實踐的第一步，是先把自己由有產者變成無產者。家中兄弟分家產后，彭湃把自己分得的地契親自送給佃戶。佃戶不敢要，他就將田契全部當眾燒毀，并宣布：“日后自耕自食，不必再交租谷。”

彭湃的這一舉動，震驚了所有人。家人稱他為“敗家子”，地主豪紳都認為他瘋了。不過，農民開始與彭湃接近了。1922年7月，彭湃與另外5位農民秘密成立廣東省第一個農會組織——六人農會。六人農會的成立，揭開了轟轟烈烈的海陸豐農民運動的偉大歷史篇章。10月，赤山約農會成立，受壓迫剝削的貧苦農民踴躍加入農會。

在紅宮紅場內，羅曉梅指著一棟紅色的平民醫院舊址向記者講述：彭湃領導農會，從農民最直接的經濟利益入手，帶領農民聯合起來減租減息，抵抗苛捐雜稅；為農民辦免費教育，教農民記賬、打算盤，讓農民不受地主的騙。農會還在縣城辦了一所農民醫藥房，農民憑農會會員證看病，不收診費，藥費折半，中國農民幾千年來第一次享有了看病不用錢的待遇。

海豐農民運動迅速影響周邊鄰縣，全省各地紛紛建立農會。1923年5月，彭湃決定團結海豐、陸豐、惠陽三縣農民，改組成立惠州農民聯合會。7月，惠州農民聯合會改稱為廣東省農會，彭湃任執行委員長。

1927年，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海陸豐人民在彭湃的領導下舉行3次武裝起義，并在八一南昌起義部隊紅二師的配合下，最終建立海陸豐蘇維埃政府。一時間，海陸豐成了無數革命者心馳神往之地。

血染中洞

為使海陸豐興起的農民運動迅速向惠陽、紫金方向發展，彭湃曾專程步行來到高潭鎮，住在黃沙鄉黃星南家里，開始秘密籌備和建立高潭農民協會。很多農民紛紛要求加入，很快，農運烈火以燎原之勢，燃遍高潭，蔓延周邊。

高潭位于惠陽縣東部山區（今屬惠東縣），是海（豐）陸（豐）惠（東）紫（金）五（華）5縣邊區的中心地帶。其中，中洞村位于蓮花山深處，山高林密，谷深洞多，地勢險要，是易守難攻的天然屏障。

1925年，中共高潭特別支部秘密成立，黃星南等7位同志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從此，高潭人民的革命斗爭就直接置于黨的領導之下。1927年5月，東江第一次武裝起義后，在彭湃把中洞建設成后方基地戰略思想的指導下，海陸惠紫4縣工農武裝先后秘密轉移到中洞，開展武裝割據的前期準備工作。同年8月，中共東江特委和東江革命委員會先后秘密轉移到中洞，領導海陸惠紫各縣的革命斗爭。

1927年10月，經過兩個多月長途行軍的南昌起義軍余部1200余人進入中洞，在中共東江特委和東江革命委員會的領導下改編為中國工農革命軍第二師（簡稱紅二師），師部設在中洞百慶樓。當時的中共東江特委、東江革命委員會亦在百慶樓辦公。“中洞改編”后，這里一時成為東江地區黨政軍首腦機關所在地，以及東江地區工農武裝斗爭的指揮中心，因此這里又有“東江紅都”之稱。

紅二師成立后，東江土地革命斗爭迅猛向前。如今在中洞，依然可以看到我軍歷史上最早的兵工廠、被服廠、醫院、俱樂部和印刷廠等革命舊址。“中洞改編”后，每人配發新軍裝，把從南昌起義時所穿的國民革命軍舊軍服全數焚毀；青天白日旗，換成斧頭鐮刀為標志的紅旗，軍容軍貌煥然一新。

1927年10月底，東江第三次武裝起義爆發，紅二師和農民武裝秘密從中洞出發，收復海陸豐各鄉鎮及惠陽、紫金部分地區。11月11日，高潭區蘇維埃政府宣告成立，決定把高潭的老街和新街分別命名為馬克思街和列寧街。這是中國革命史上最早以共產主義運動領袖的名字命名的街道，堪稱高潭獨一無二的“紅色印記”。

“然而，迎接紅色政權的，并不僅僅是鮮花和掌聲，還有國民黨的多次重兵‘圍剿’。1928年3月，國民黨反動派重兵‘圍剿’海陸豐根據地，紅軍和農民武裝進行了悲壯的中洞保衛戰，革命力量嚴重受損，革命進入低潮。據黨史資料統計，從1928年到1933年，高潭全區慘遭敵人殺戮的有2868人，絕戶412戶。其中，中洞村慘遭敵人殺戮的就有700多人，絕戶160多戶。”惠東縣黨史研究室主任賴曉東說。

在這場艱苦卓絕的反“圍剿”斗爭中，高潭涌現出一大批不怕犧牲、嚴守秘密的典型。戴煥其，高潭中洞村人，出身封建地主家庭，當時中洞村的土地95%為地主占有，戴家占40%。1926年，戴煥其加入中國共產黨，他家的百慶樓、百祥樓就成了黨的辦公場所。1927年11月，效仿彭湃，戴煥其把家中所有的田契、借據當眾燒毀，有力推動了高潭土地改革的順利開展。1928年3月，國民黨重兵圍攻中洞，在我軍撤退時，戴煥其因埋藏重要文件和貴重物資走在最后，不幸被捕，壯烈犧牲。

而最讓人贊嘆不已的是3位革命母親的故事。江丙，為保護在家養傷的黨的干部，面對敵人的搜捕，故意讓兒子朱潭貴往山里跑引開敵人。后來，兒子不幸被敵人抓住殺害。吳嫂，在敵人的一次搜山中，和幾個紅軍戰士及十多個赤衛隊員躲在山洞里，不滿3歲的兒子突然大哭，她急忙用手捂住兒子的嘴。結果，敵人折騰一會兒離開了，但孩子卻斷了氣。陳二，在一次帶領兒子張娘先下山途中被捕。敵人拷打逼問他們山上紅軍和群眾隱藏的地方，并威脅打死她的兒子，為了不暴露大家，她一句都不說。后來，殘忍的敵人打死了她的兒子，當面割下兒子的頭顱，強迫她用衣衫包著押往高潭，但她始終沒有屈服……

“在中洞，像這樣失去親人后繼續與敵人頑強斗爭的還有很多，幾乎家家都有一部悲壯的革命斗爭史。高潭人民用鮮血和生命凝聚成‘忠誠如鐵、敢為人先、不怕犧牲、一往無前’的高潭革命精神，這是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激勵著革命老區人民及慕名而來的廣大干部群眾不忘初心、繼續前進。”賴曉東說。

 

記者手記：信仰的力量

在彭湃烈士銅像前，我久久肅立。我在想，究竟是什么讓一個家有良田萬頃的富家子弟、日本名校留學歸來的書生義無反顧地背叛豪門，走上革命道路？答案只有一個，是共產黨人的信仰。

西方學者曾經說過：“能夠激發靈魂的高貴與偉大的，只有虔誠的信仰。在最危險的情形下，最虔誠的信仰支撐著我們；在最嚴重的困難面前，也是虔誠的信仰幫助我們獲得勝利。”信仰，是最崇高的理想和信念，是用忠誠乃至生命踐行的錚錚誓言。信仰是人生的動力，給人以前行的力量；信仰純潔，就有了一心為民的浩然正氣；信仰堅定，就有了百折不撓的不懈斗志。

因為有信仰，彭湃為了喚醒農民，在父老鄉親面前，一把火燒掉了自己名下的巨額地契，還地于民，曠古未聞。因為有信仰，彭湃脫下西裝革履，換上草鞋布衣，只身一人深入農村，發動農民，和農民一起蹲在雞籠旁吃農民吃的粗菜湯飯，真誠地為中國大多數人謀利益。因為有信仰，彭湃高喊著共產主義必勝的口號慷慨走向刑場，是那樣的從容淡定。

山無脊梁會塌，人無脊梁會垮。信仰是一個人的脊梁，是一名共產黨員安身立命的根本。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理想信念就是共產黨人精神上的“鈣”，沒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堅定，精神上就會“缺鈣”，就會得“軟骨病”。

每個時代都有每個時代的歷史使命，每個時代的共產黨人都要有肩負時代使命的責任擔當。無論時勢如何變遷，信仰永遠是共產黨人汲取力量、砥礪前行的不竭源泉。今天，我們紀念彭湃，就要學習他對初心的堅守、對信仰的追求、對責任的擔當，從而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讓崇高信仰融于血脈靈魂，照亮我們的前行之路。

 

（轉載自《保密工作》雜志2019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