蜿蜒的鐵路穿過高山和溝壑，帶著我們駛向革命圣地延安。

1935年至1948年，黨中央及毛主席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就是在這里戰斗、生活了13個春秋，領導了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培育了偉大的延安精神。作為長征的落腳點和革命走向全國勝利的出發點，延安是現存革命根據地城市中舊址保存規模最大、數量最多、布局最完整的。而戰時軍事行動與隱蔽戰線工作的一體化，使延安的445處革命遺址中滿是保密往事。

窯洞里的保密思想

毛澤東曾說：“延安的窯洞是最革命的，延安的窯洞里有馬列主義�！�

楊家嶺、棗園、王家坪等故地相距不過數公里，除少量集體辦公用房和一座禮堂外，剩下的幾乎都是土窯洞。而窯洞中除了炕，大多只有一張破舊的桌子，有的壁上挖出一個小凹槽，那就是干部、戰士們的“書架”。馬列主義中國化的重要成果在這里呱呱墜地，并且生發了囊括防間反特、秘密交通、電臺工作、地下工作等重要內容的戰時保密思想，確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初到陜北時，中日戰事、國共矛盾一觸即發，紅軍卻人數銳減，成了“皮包骨”。敵強我弱，我黨我軍各條隱蔽戰線不得不加速發展，文檔、機要、交通、政保、情報、統戰等多方面的保密問題成了黨中央領導人關注的大事、要事。

據查，毛澤東同志雖然沒有在這一時期就保密工作作出專門論述，但多次對其進行部署。毛澤東同志在延安為保密工作題寫了“保守機密，慎之又慎”8個字。1941年，他在《駁第三次“左”傾路線》一文中強調，要正確處理公開工作與秘密工作的關系，指出沒有秘密工作，是不能存在于敵人統治區域的，公開工作也就失了靈魂。

無獨有偶。作為黨內著名的理論家之一，劉少奇也十分重視科學處理公開工作和秘密工作的關系問題。到華北后，他撰寫了《公開工作與秘密工作的區別及其聯系》《論公開工作與秘密工作》等30余篇系列文章，并在中共白區工作會議上作了《關于白區的黨和群眾工作》的報告，先后對公開工作和秘密工作的特點、任務、區別與聯系等問題進行論述，豐富了我黨隱蔽戰線斗爭的理論內涵。

而周恩來則更具體地指導全國隱蔽戰線工作者開展了許多創造性的工作。比如，他對地下工作者提出“三勤”（勤學、勤業、勤交友）和“三化”（職業化、社會化、合法化）的要求，對白區工作提出了“隱蔽精干，長期潛伏，積蓄力量，等待時機”的方針，對機要工作提出了“必須干部與技術結合”的要求，等等。

基于豐富的實踐和理論成果，這一時期保密工作的制度發展也令人矚目。翻開這段檔案，黨中央每年、甚至每幾個月，就要研究出臺關于保密的具體規定，各軍也紛紛制定了自己的保密章程，內容之細致、周全都是從前未有的。

防間鋤奸

陜甘寧根據地從建立的那天起，就是敵人的“眼中釘”，飽受滋擾。一方面，日本為了配合對華軍事侵略，建立了龐大的間諜特務機構，更在山西組建特工培訓點，時常派人到延安及陜甘邊區潛伏，進行竊密、暗殺和投毒活動。僅在1939年至1941年間，延安保衛機關便偵破日軍特務間諜案73起。另一方面，國民黨假借游擊干部訓練班等之名，挑選精兵強將潛伏入延，試圖搜集我高層秘密情報，中央軍委二局、延安聯防司令部、邊區保衛處、中共陜西省委、抗大等都有他們的蹤影。胡士淵特務小組甚至將電臺隱蔽在了中央軍委二局，在黨中央眼皮子底下與軍統機構拍發情報。一時間，延安諜影幢幢，記者、商人、僧侶、乞丐、教師、“進步青年”，都成了他們的偽裝。

為了反擊日軍和國民黨的滲透、破壞和竊密，中央在黨政軍內部開展了防間反奸和保密教育活動，并于1939年成立了反特工作領導機構——社會部，制定了《關于反奸細斗爭的決議》等一系列章程，反復強調干部審查和鋤奸工作的重要性，更提出既要反對對敵人內奸政策的麻木不仁現象，又要反對亂捉亂殺亂打亂罰的“左”傾現象。

《共產黨人》在這一時期連續刊登對付國民黨特務機關的方法及保守秘密的注意事項等，宣教力度空前加大。同時，延安及周邊的保衛工作也更加嚴密，可謂“全民皆兵”。

據介紹，鋤奸工作最嚴的時候，進入延安必須有手信或者路條。村口邊、小路上，到處都是放哨的老人、婦女特別是兒童。史料記載，這里的兒童經常幫助邊區自衛軍監視敵人，嚴查過往行人的通行證明，如果發現可疑之人，便立刻按照少先隊的紀律處罰或者向自衛軍報告。到了晚上，軍民聯合挨家挨戶地清查人口，盤問登記，鋪網之嚴，使敵人聞風喪膽。

而在處置特務間諜的司法程序方面，黨中央提倡感化勸導，禁止“逼、供、信”，政策比較寬厚。因此，大部分特務間諜在經過教育后被改造成了抗日人員，成為黨的堅決擁護者。他們聲淚俱下地公開懺悔，情理兼備地說服了多人自首。

秘密交通

深夏時節，洛川山清水秀，蘋果、大棗等果實綴滿枝頭，豐收的景象盡在眼底。然而80多年前，這里的荒涼貧瘠卻如同噩夢。干部和戰士們吃的是小米飯，穿的是粗布衣，點的是小油燈，面對的是嚴重的生存危機。

為了消除物資困難，黨中央厲行節約，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大生產運動。不過，我們向蘇聯爭取的一大批軍用物資，包括5萬支步槍、數百挺輕重機槍、幾十門大炮等，卻因交通線中斷而始終沒能運至邊區�？箲鸨�發后，黨中央更迫切地需要與各根據地及國統區、淪陷區溝通聯系，盡快恢復重建黨內秘密交通成了當務之急。

1940年6月，中央交通局恢復，為了保守秘密，便對外稱為“中央農委”。這一時期的中央交通局在工作職責上更加明確，就是直接服務于黨的中央機關，保證黨中央與各根據地、抗日武裝之間的聯絡暢通；在工作任務上更加集中，主要擔負重要秘密文件傳遞、干部護送和物資運輸工作；在機構設置上，不再分內線交通和外線交通，而是分國際交通和國內交通。

為了保證中央干線暢通安全，當時的交通局采取了許多保密措施，比如規定中央交通干線為秘密交通線，交通員必須以各種形式進行掩護，等等。交通員除了化裝成各種身份的群眾外，有時候還要扮成敵偽人員，因此平時的工作也包括搜集敵偽人員身份證件及衣物等，隨時準備“隱形”。 

“延安流傳的秘密交通故事特別多。”當地黨史工作者成云說。而延安老鄉最津津樂道的，就要數七大代表“小長征”的故事。

受戰局、黨內外關系的各種影響，中共七大的籌備歷時多年。當最終決定召開時，各地代表如何通過淪陷區和國統區到達會議地點又成了棘手難題。為此，黨中央多次致電各地黨委、軍區，要求搭建通往延安的地下交通網。七大的籌備過程是秘密進行的，為了保證代表的安全，大家的身份和行程都嚴格保密：有的化裝成商人、小販，有的化裝成農民、乞丐。而代表們抵延的路途更是險象環生、艱苦卓絕，他們中有的是經國外輾轉而來的，有的是被敵區愛國勢力護送而來的，還有的是靠著一雙腳底板徒步一年多走來的。 

紅色電波

從延安市區北去不遠，是以隆隆腰鼓揚名的安塞。革命烽火中，這里曾有另一群“好后生”，用電波做槌、時間做鼓，開辟了無形的“空中戰場”，在隱蔽戰線的新斗爭中取得了勝利。

1947年3月，胡宗南率部進犯延安，黨中央主動轉戰陜北與敵周旋。國民黨妄圖摧毀我首腦機關和所在地區，竟然網羅到一批外國專家，利用當時最先進的儀器不斷偵察我黨我軍電臺方位。知己知彼，百戰不殆。周恩來、任弼時、王錚等發現情況有異后，立即對該設備展開調查研究，摸清了它的特性，隨后制定了新的密碼方針和通信聯絡方案、保密制度，利用敵人迷信無線電測向的心理，把各軍司令部原有的大電臺都移開，改用敵人無法偵測的小電臺轉拍至大電臺代轉。此外，他們還在相距60華里的地方設立兩架電臺交替發報，將計就計，把敵人騙得團團轉。

與此同時，我方無線電技偵的攻勢也逐漸擺開。黨中央全面鋪開了情報網，重點加強對國民黨重要軍事部門、特務系統和各大戰區的偵察，尤其注意整合戰略情況。各軍的情報分支機構，每隔三五天便向總部匯報一次收獲，前線部隊也將繳獲的敵方先進設備、電臺人員等都送到中央后委，以供集中研究。敵人怎么也不會想到，利用他們送來的這些設備，我黨我軍很快就發展起自己的測向技術等，并且創造性地構建起無線電通信聯絡網，繼而為解放戰爭的勝利添了一大把柴。

燎原之火

“黨中央雖在延安，黨領導的地下黨員卻遍布全國。最終的勝利是全黨全軍各族人民的！”采訪的最后一天，我們從延安革命紀念館中得到了一些從前未曾注意的線索。

在淪陷區和國統區內爭取力量、靜待時機，是延安時期我黨隱蔽戰線工作的重要方向。在這個過程中，熊向暉、沈安娜、閻又文等一批英雄人物源源不斷地為黨中央輸送情報，但還有更多的無名地下黨員，通過運用公開工作與秘密工作相結合的策略，最終建立了反侵略、反賣國、反內戰、反獨裁與反特務恐怖的廣大戰線，在漫漫長夜中引領人民迎接曙光。

1937年，劉少奇在《關于過去白區工作給中央的一封信》里特別提到，要采取“灰色”的辦法，根據具體情況把黨組織隱蔽在群眾和群眾工作之中。按照這一原則，黨中央重新劃定了相關保密工作，規定軍隊中的黨組織、抗日民主政權中的“黨團”都是保密的，各地黨員的數目也是保密的。以延安為中心，全國的地下黨員被廣泛動員起來，以半秘密的方式在各種工人運動、愛國運動中匯聚民心。 

為更好地進行統戰，黨中央還在全國開展起地下宣傳活動。1939年，黨中央建立發行部，正式在敵占大城市中秘密發行《解放》《中國文化》等黨中央出版物和其他機關出版物及宣傳品。謹慎起見，這些發行人員、巡視人員都是由各黨支部挑選的具有豐富秘密工作經驗和技術能力的共產黨員，散發的讀物也常用老壽星圖樣或課本封皮包裹，進行化名。據說，這個時期黨的一份揭露日軍兇殘行徑的畫報，曾因激發了廣大愛國群眾抗日救國的強烈斗志而引得日軍恐慌，可見黨的地下宣傳工作成效顯著。

星星之火終燎原。如今，戰火紛飛的年代早已過去，但延安13年留下的保密工作優良傳統仍然熠熠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