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昆侖縱隊”在毛澤東（化名李德勝）、周恩來（化名胡必成）、任弼時（化名史林）的率領下牽著胡宗南十幾萬軍隊在陜北黃土高原的溝梁峁岔中兜圈子的時候，劉少奇、朱德率中央工作委員會（簡稱中央工委），來到冀西地區阜平、平山一帶，這里是晉察冀軍區機關所在地。當時，他們并沒有意識到，這一行動為黨中央找到了一個理想的戰略決戰指揮所。

西柏坡，毛澤東在這個小山村調動千軍萬馬，并取得解放戰爭的最終勝利，打開了通往新中國的大門。

為保障即將舉行的戰略決戰，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成立了中央保密委員會，加強了對保密工作的領導。這是黨的歷史上最早的統一領導保密工作的專門組織，意味著對保密工作的領導從分散走向集中統一，也為新中國成立后的保密工作奠定了組織基礎。“加強紀律性，革命無不勝。”不管保密工作的體制怎樣調整，保密紀律，始終被一絲不茍地執行，成為護持解放戰爭決戰決勝的一面堅盾。

選定西柏坡

1947年3月18日，黨中央毛主席主動撤離延安，29日在清澗縣棗林溝召開會議，決定將黨中央分為兩部分即中央前委、工委，由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率領中央前委留在陜北，指揮全國解放戰爭；組成以劉少奇為書記的中央工委先期離開陜北，負責中央委托的工作。4月11日，中央又決定成立以葉劍英為書記的中央后方委員會（簡稱中央后委），率中央及軍委大部分工作機構留在山西臨縣三交鎮地區。

中央工委來到晉察冀后，聶榮臻極力挽留。原本要前往太行（晉冀魯豫解放區）落腳的中央工委經中央前委同意后決定留下來。中央工委不走了，駐地選在哪里？經中央工委辦公處機要科科長兼朱德機要秘書潘開文、衛士長齊明臣和晉察冀軍區副官處處長余光文等人的認真考察，最后將駐地定在西柏坡，其中考慮的因素，首先是安全保密：西柏坡前臨滹沱河，右倚太行山，坐落在一個馬蹄形山彎里，村子不大，群眾基礎好，便于保密。同時，西柏坡為與平原交接的淺山區，便于與各解放區聯絡，距離當時敵占的石家莊尚有70公里，若敵進攻，可退入深山；當地經濟基礎較好，能夠支持較大機關駐扎等。中央工委進駐后對外稱“工校”（或稱“工人勞動大學”“勞大”），劉少奇任“校長”，化名胡服，朱德的公開身份是“校董”。

中央和解放軍總部進駐西柏坡后，沿用了“工校”的代號。這一代號一直到中央進駐北平香山仍在使用，竟引得不少年輕人想要報考。當然，這是后話。

胡宗南部進攻延安，黨中央被迫分為前委、工委和后委。經過各解放區軍民半年多的奮勇作戰，到1947年底，各野戰軍相繼發起進攻，解放戰爭的形勢發生重大變化，主動權轉到中國共產黨手中。在華北，隨著晉察冀解放軍連續取得清風店、石家莊戰役的勝利，晉察冀解放區與晉冀魯豫解放區連成一片，西柏坡周邊大環境的安全性驟然上升。中央十二月會議遂作出決定：中央前委、后委要與工委合而為一，會師于西柏坡。1948年3月3日，西北野戰軍勝利結束宜川戰役，陜北局面大為改觀，中央前委牽制胡宗南的任務已告完成。3月23日，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率中央前委秘密東渡黃河。

保密上步步謹慎，尤其對中央領導要采取嚴格的保密保衛措施，這是十分明確的紀律規定。毛澤東一行渡過黃河后，沿途在嚴密的保護下，穿過晉西北經雁門關、五臺山來到晉察冀阜平縣的西下關村。

吃過晚飯后，毛澤東提出要見當地老鄉，周恩來擔心天黑有危險，代為慰問鄉親們，見面時當地干部不介紹周恩來的身份。

在阜平城南莊，毛澤東、周恩來等召開了小型的土改座談會，會后周恩來諄諄叮囑參加座談的3名縣委書記：如果有人問起是否見到毛主席，應該既不承認也不否認。

原河北省副省長（時任冀中獻縣縣委副書記）韓啟民在《難忘的西柏坡之行》一文中回憶：在中央婦委門前見到毛主席時內心無比激動，但在公開場合又不能表達出來。

仿佛是為了證明這種如履薄冰般謹慎的必要性，危險以突然的方式降臨。5月18日早晨，在城南莊，熬了通宵的毛澤東剛剛休息，一架野馬式戰斗機、兩架B25中型轟炸機突然竄至城南莊上空。聶榮臻等人迅速用擔架將毛澤東抬進后山的防空洞，4顆炸彈隨即落下來，其中一顆在院內爆炸。如此精準的轟炸，使大家意識到是內部泄密造成的。當晚，毛澤東等人摸黑轉移到10里外的花山村，那是一個抗戰時的堡壘村，位置十分隱蔽。8天后，毛澤東前往西柏坡，與其他幾位中央書記會合。

記者來到城南莊這座聞名全國的小院——晉察冀軍區司令部舊址：五六百平方米的院子，有三排房子，毛澤東住在最里一排。院中一棵挺拔的老槐樹下有一個淺彈坑，距主席住的房子僅10米左右，房前碗口粗的廊柱上有三四個彈片打出的小洞。該案直到新中國成立后才告破，系晉察冀軍區司令部小灶司務長劉從文和大豐煙廠經理孟建德告密所致。兩人已被國民黨軍統保定站策反，最終受到了嚴厲制裁。

西柏坡紀念館研究館員趙福山告訴記者，在西柏坡，中央、中央軍委和中央領導整體上處于保密狀態:“中央和軍委在西柏坡住了將近1年，附近的老鄉發現這個院子老同志多，當官的多，帶短槍的警衛多。但都是誰，多大官，卻不知道。地方政府99%的工作人員都不知道中央在西柏坡。”

成立中央保密委員會

西柏坡首先讓人聯想到的是大決戰。

面對日益于我有利的戰爭形勢，中央和軍委要求東北野戰軍和華東野戰軍樹立敢于奪取敵堅固設防的戰略要點，打前所未有的大殲滅戰的決心。

為迅速將戰爭推向一個新的階段，1948年9月，中央在西柏坡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即九月會議），為即將舉行的戰略決戰在思想上、組織上和物質上作準備。會議明確提出加強中央對各大區的集中統一領導、加強紀律性的要求。

早在1947年7月，中央即成立中央機要委員會，在此基礎上，又籌備成立中央保密委員會。1948年5月，中央保密委員會在西柏坡成立，這是黨的歷史上最早的統一領導保密工作的專門組織。隨后頒布的《中央保密委員會章程》規定：中央保密委員會是“協助中央、軍委進行有關我黨我軍機要電訊保密事宜，成為中央秘書長及軍委總參謀長領導保密工作之直接助手”。

中央保密委員會的總負責人為周恩來、任弼時和楊尚昆，主任為李克農，委員為中央軍委三局局長王諍、中央軍委二局局長戴鏡元和中央辦公廳機要處處長李質忠。大戰在即，成立統領全黨全軍的中央保密委員會，說明黨中央看待保密工作，尤其是機要、情報、通信領域的保密工作，已經上升到戰略、核心的高度，以適應接下來的戰略決戰。

地動山搖的戰略決戰就在表面上的平靜中悄悄地做好了準備。東北野戰軍幾十萬大軍以及大量裝備、彈藥和糧秣通過鐵路輸送，采取用“悶罐車”運輸以及各種保密措施，隱蔽進抵錦州外圍。同時，東北野戰軍司令部還要求師以上部隊在行動7天內，電臺仍留在原地與上級保持電訊聯絡，給敵人造成我軍“一切如常”的錯覺。

三大戰役期間，各野戰軍加強紀律性，嚴格落實保密要求；在西柏坡的中央和軍委也積極發揮表率作用。毛澤東親擬電報稿，經常通宵達旦，最多時一夜要寫七八份，遼沈戰役期間，他寫了46份電報，淮海戰役63份、平津戰役89份，而且都親自與機要員進行文電交接，為身邊工作人員樹立了嚴格保守秘密的榜樣。

三大戰役期間，總部報務員的發報量是延安時期的一倍以上，為防密集的電波信號泄露中央和軍委的位置招敵空襲，將多部電臺分散布置在西柏坡周邊四五公里之外，除特急的4A電報用專線電話轉述外，其余都是用人工傳送。

中央和軍委在西柏坡期間，共指揮了包括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在內的戰役24次、大小戰斗190余次，共消滅國民黨軍隊230余萬人，從根本上動搖了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將戰爭推進到長江沿岸，造成了向全國進軍之勢。

國共大對壘、大決戰，既是政治、軍事的對抗，又是保密的較量。勝者，是中國共產黨和人民軍隊。

向著新中國前進

西柏坡及其周邊還是新中國的演練場。為搭建起人民共和國大廈，這里開啟了許多個“第一”：第一部《婚姻法》在這里起草、第一次解放區土改工作會議在這里召開、第一版人民幣在這里印刷發行、《人民日報》在這里創刊……

在這里，創立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成立了華北人民政府，使華北成為解放全國強大的后方基地，勾畫了共和國的雛形。

在這里，中國人民銀行成立，統一發行了真正屬于中國人民自己的主權貨幣，為舊中國經濟止血，為新中國建設輸血。

在這里，人民政協制度奠基。1948年春，解放軍在各個戰場取得了輝煌的勝利，解放區的土地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國統區的愛國民主運動迅猛發展，召開新政協的時機已近成熟。中央于4月30日在西柏坡發布《中共中央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號召“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并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五一口號”發布后，立即得到了熱烈響應，在中共中央的精心組織下，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掀起一場由國統區和香港奔向解放區、奔向光明的大出走行動。在大部分民主人士集中的香港，港英當局、美國、國民黨出于各自目的，千方百計阻撓民主人士北上。一場民主人士北上的秘密行動，在幾方勢力的較量中上演。為了安全離港，民主人士紛紛進行巧妙的化裝，大家紛紛扮成苦力或變身闊佬各色人等。民革主席李濟深聲望高、目標大，被各方盯得緊，中共地下組織巧施連環計，使李濟深終于成行。根據當時的情況，民主人士進入解放區主要有兩條路線：一是從香港乘船走我黨開辟的海上秘密航線到大連；二是從北平經華北局城工部的秘密交通線進入西柏坡附近的李家莊。

在西柏坡，中共中央召開了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中國共產黨七屆二中全會，描繪了新中國的宏偉藍圖。

1949年3月22日，毛澤東照樣忙碌著，處理在西柏坡最后的事情。他在次日將要發表的《中國共產黨七屆二中全會完滿結束》新聞稿中特意加上了一句話，點明了全會“在石家莊附近舉行”。在保密第一,保密就是保生存、保勝利的歲月里，第一次向外界透露了中共中央的位置。

七屆二中全會后10天，毛澤東率領中央離開西柏坡北上“進京趕考”。保密工作繼續護航，伴隨黨中央和軍委走完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城市道路的“最后一公里”，邁向了新中國的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