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紅軍長征之前，上海和中央蘇區之間有一條途經香港、汕頭、大埔、永定的秘密交通線。這條秘密交通線蜿蜒曲折長達數千公里, 沿途設有不少交通大站、中站和小站，從未被敵人破壞過，被譽為中央紅色交通線。汕頭因交通方便、商貿發達、革命基礎較好等諸多有利條件，被選定為中央紅色交通線上的樞紐中轉站。汕頭交通站是中央直屬的絕密交通站，在護送干部、輸送物資、傳送資金等方面圓滿完成黨中央交給的光榮任務，為保持中央紅色交通線的安全暢通乃至為中國革命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周恩來親自選點

1929 年初，朱毛紅軍從井岡山突圍進入閩西后，極大推動了閩西如火如荼的革命運動，紅色政權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是，由于通訊落后、交通閉塞和國民黨反動派的嚴密封鎖，導致朱毛紅軍無法與地處遙遠上海的黨中央保持密切聯系。

1930年6月，為加強與黨中央的溝通聯絡，毛澤東派盧肇西(閩西暴動領導人)從永定赴上海，向具體負責軍委和蘇區工作的周恩來匯報紅軍與贛南、閩西根據地發展與建設等情況。盧肇西還向周恩來報告了毛澤東等亟須建立由上海通往閩西、贛南交通線的意見與設想，得到周恩來的支持。

盧肇西回到閩西蘇區后，根據周恩來的指示，在閩西永定正式成立了對外稱為“閩西工農通訊社”的秘密交通站，閩西各縣建立了分支機構，這樣，閩西蘇區通往上海的秘密交通線率先初步建立了起來。

1930年10月，蔣介石調集重兵，向紅軍發動大規模的“圍剿”。為了打破國民黨對中央蘇區的反革命“圍剿”和嚴密封鎖，鞏固、發展和擴大蘇區與紅軍力量，中共中央決定把在白區工作的干部抽調 60% 到蘇區去。同時，中共中央成立中央交通局，吳德峰為局長、陳剛為副局長，并組成以周恩來為首的交通委員會。隨后，中央交通局選派精干力量，在閩西工農通訊社的基礎上，用3個月的時間建成一條由上海經香港轉汕頭過大埔到永定長達數千里的水陸秘密交通線。

汕頭因諸多有利條件被周恩來親自選定為這條秘密交通線的樞紐中轉站。汕頭素有“嶺東門戶，華南要沖”之稱，位置特殊，交通便利。1860年開埠之后，城市迅猛發展，成為中國近代史上重要的港口城市之一。在20世紀30年代，商貿發展更達到開埠以來最為鼎盛的時期。華洋雜處，百業并存，南洋華僑與客商來往極為平常，汕頭與上海、香港的商貿來往密切。同時汕頭是進入大埔、閩西的必經之地。在汕頭設立秘密交通站，有利于過往同志喬裝打扮，隱蔽潛伏，不易被發覺。

另外，潮汕群眾有較高的革命覺悟。在20世紀20年代，汕頭是廣東省內僅次于廣州的革命策源地的次中心。如國民革命軍兩次東征在潮汕取得勝利，南昌起義軍進入潮汕創造了“潮汕七日紅”的輝煌歷史，紅色革命的信念深入人民群眾心中，因此在汕頭開展秘密革命活動更容易得到人民群眾的支持和掩護。

絕密備用站

交通站的設立是秘密的，需要一個身份用以掩護，開商鋪是較好的選擇。周恩來與吳德峰商量后決定，在汕頭開設藥房，既可做掩護，又可為蘇區提供急需藥品。1930年底，陳剛通過黃玠然在上海中法西藥房的親戚，到汕頭建立中法西藥房分號，作為中央交通局直屬交通站。

陳剛等人來到汕頭，四下尋覓一番后，來到鎮邦街97號，認為此地開中法西藥房分號非常合適，前面是海且離港口很近，后面是居民區，再后面是山，利于隱蔽、疏散。于是，報經中央批準后，陳剛在鎮邦街97號租下3層小樓，中法西藥房分號正式開張營業。由于經營有方、服務周到，深受群眾歡迎，價錢也比其他藥房便宜，回頭客很多，中法西藥房分號的規模也越辦越大。

汕頭交通站既是承上接下的中轉站，又是內地交通始發站，許多物資要在這里轉運，許多人員要從這里經過。為預防萬一，做好兩手準備，中央決定在汕頭再建一個絕密備用站。為此，1931年初，中共中央委派陳彭年、顧玉良、羅貴昆3人以上海客商的身份到汕頭，要求他們選擇便于替蘇區籌措電器材料的公開職業為掩護籌建備用交通站。

3人到汕頭后，羅貴昆利用其社會關系，在南京旅社附近的海平路98號租用了一座面臨馬路但沒有鋪面的3層樓房。陳彭年等根據客觀條件和實際需要，決定建立一家專營批發代銷、不做零售的電料行，目的是可以利用商店名義購買蘇區急需的電器材料。

因陳彭年曾長期在上海租界做秘密工作，懂黑社會語言和活動方式，又是山東大漢，個子高，穿上長袍大褂像是大老板，碰到問題能機智應對，所以他的身份對內是站長，對外是電料行的“老板”。顧玉良做過生意，也當過交通員，具有黨內秘密交通的經驗，負責電料行會計和秘密聯絡接待工作。羅貴昆是廣東梅縣人，能講潮汕話，在汕頭有些社會關系，任電料行職員負責外部交際。電料行還按照汕頭的慣例，雇用一位小青年，為電料行燒水做飯做雜事。電料行雖然沒有舉行成立儀式，但也被社會自然地承認了，當時稱華富電料行。

正是這一個絕密備用站拯救了整條地下交通線。1931年，中共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被捕叛變，由于其掌握大量黨的核心機密，致使中共地下黨組織遭受巨大破壞，多名中共地下黨員遇害。陷入危險之中的也包括這家在汕頭的中法西藥房分號。周恩來當機立斷，對中央紅色交通線進行調整，撤銷顧順章所了解的交通站。汕頭中法西藥房分號因此停止活動，正式啟用華富電料行作為交通站。

汕頭交通站是直屬中央交通局的絕密站，與同一交通線上的香港交通站、大埔交通站、閩西交通站等任務不同，專門負責護送中央領導同志，只有高級干部要到蘇區經過汕頭才啟用，同時負責無線電器材和藥品的組織供應和輸送。因此，中共中央對汕頭交通站的保密要求很嚴格：只同所在地的黨委東江特委書記一人聯系，不同其他負責人發生關系；交通員只能單線聯系，不能發生任何橫向聯系；不準外人住站，經過的干部也不帶到交通站交接，由交通站派人到約定地點會見。當時，中央交通局直接到大埔的許多交通員都不知道汕頭有交通站，甚至連閩西交通站站長李沛群一開始也不知道有這個交通站。

華富電料行交通站建立并在汕頭站穩后，中央指示東江特委幫助交通站的工作。東江特委幫助交通站把從上海到汕頭來的人員和物資轉送到蘇區，同時還約定了往后聯系的地點、暗號和交通員。由此，一條通往蘇區的交通線便在地下悄然啟動。

為蘇區輸送人財物

在經過汕頭交通站護送進入蘇區的名單中，包括了大批中共的中堅骨干。在前后3年多的時間里，共有3批較大規模干部由此到達蘇區。

第一次是1930冬到1931年春夏間。為加強蘇區力量，中央決定抽調一批干部到中央蘇區工作。另外，被派到蘇聯學習和旅歐學生也在此期間陸續回國，中央也決定把他們調進中央蘇區工作。這期間經汕頭前往蘇區的有葉劍英、任弼時、劉伯承、項英、左權、徐特立、鄧發等100多人。

第二次是1931年4月顧順章叛變后至1932年。因顧順章是中央政治局委員、特科負責人之一，對上海黨中央機關內部情況比較熟悉，他的變節投敵嚴重威脅著中央高級干部的安全。在周恩來果斷指揮下，黨中央及時轉移疏散干部，有的被撤到中央蘇區。這期間經汕頭進入中央蘇區的有周恩來、鄧小平、聶榮臻、李富春、鄧穎超、董必武、李克農、錢壯飛等。

第三次是1933年1月前后。在國民黨的白色恐怖下，臨時中央機關在上海難以立足，被迫遷入中央蘇區。為此，大批干部需轉移到中央革命根據地，經汕頭進入蘇區的有博古、劉少奇、陳云、李維漢、林伯渠、謝覺哉、瞿秋白和共產國際的軍事顧問李德（即奧托·布勞恩）等人。

汕頭交通站還擔負經常性的護送任務，據不完全統計，從1930年到紅軍長征前，由這條交通線經汕頭進入蘇區的中央領導同志和其他干部有200多人。

除了為蘇區護送大量革命力量外，交通線還承擔著后勤保障的任務。當時，國民黨當局在對蘇區進行瘋狂軍事“圍剿”的同時，還對蘇區實行嚴密封鎖。凡是鄰近蘇區的敵占區城鎮，國民黨當局對食鹽、布匹、煤油、藥品等實行限量“公賣”，并斷絕赤白地區的交通，使中央蘇區和其他一些蘇區出現經濟生活惡化局面：工商業凋零，物資奇缺，價格昂貴。蘇區人民所需的食鹽、布匹和藥品尤其缺乏，五金電器及無線電器材更是找不到。

對此，除了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積極采取措施生產自救外，中共中央非常重視在物質方面支援蘇區，特別指示在中央紅色交通線沿途的香港、汕頭、大埔以及鄰近蘇區邊境，開設商店，利用合法經營，盡量采購和運送蘇區急用物資。汕頭交通站充分利用汕頭是港口城市、商貿發達的有利條件，積極采購蘇區急需物品送往蘇區。

同時，作為樞紐中轉站，從上海、香港等地采購的物資也通過商業活動或社會關系等形式托運到汕頭，由交通站設法運往潮州、大埔、閩西，送入中央蘇區。蘇區急需的無線電通信器材，則由交通員攜帶專程護送。據不完全統計，在此期間通過中央紅色交通線運往蘇區的物資超過300噸。

此外，中央紅色交通線上的交通員還經常把中央蘇區在斗爭中繳獲的黃金、白銀、外幣等帶給上海黨中央。汕頭交通站站長陳彭年經常來往于上海、香港、汕頭和中央蘇區等地，把中央蘇區在斗爭中繳獲的黃金、白銀等帶給上海黨中央。

 

（原載于《保密工作》雜志201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