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7月15日，汪精衛在武漢發動反革命政變，第一次大革命失敗，中國革命跌入低潮。國民黨反動派在武漢大肆捕殺共產黨人，中共中央被迫遷回上海，轉入地下活動。

由于國民黨當局控制著郵政和水陸交通，并實行嚴格檢查，1927年黨的八七會議以后，中共中央決定建立我黨的秘密交通網，以溝通中央和各地黨組織及中央各機關之間的通訊聯絡。這條特殊的秘密工作線，被形象地稱作“黨的血脈”。

中共中央從武漢撤回上海前，曾派一批同志前往上海做準備工作，其中就有中共中央機關交通員、交通科負責人張寶泉。他們被派回上海的主要任務就是建立地下交通，并為中央機關物色辦公地址。

當時正是上海歷史上最黑暗的時期，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的白色恐怖仍在繼續。特務橫行，警察遍地，反動氣焰十分囂張，上海黨的機關時常遭到破壞，黨員不斷被捕，一些意志薄弱者叛變投敵，黨的工作困難重重，危險異常。在這種情況下，張寶泉為建立黨內交通和保護黨中央的安全日夜奔波操勞。此外，從那年8月起，他還負責由武漢經上海轉赴蘇聯學習的學生接待工作。

然而，1928年4月15日傳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組織局主任羅亦農因叛徒出賣在上海被捕的消息。羅亦農是上海工人武裝起義的主要領導者之一，在上海有很大的影響。他被捕第二天，上海報紙就刊發消息。帝國主義者和國民黨軍政當局認為“首要已擒，共禍可熄”，欲趁此將中共秘密機關一網打盡。

在這十分危急的時刻，中共中央采取果斷措施，一方面由陳賡率中央特科懲處叛徒，另一方面由中央內部交通迅速通知各機關緊急轉移。身為中央交通處內交主任的張寶泉深知責任重大，馬不停蹄地在各秘密機關間穿梭。他先找到黨中央機關刊物《布爾塞維克》編輯部，通知編輯鄭超麟火速轉移。鄭超麟出于安全考慮給他換上自己的黑色大衣。張寶泉改裝后又趕到周恩來處送情報，得知周恩來已安全撤離，才放心離開，趕往別處。不料，當他走到康腦脫路（今康定路）時，忽然遇見外國巡捕“抄靶子”（上海方言，即突然封鎖某一路口，搜查過往行人）。他來不及轉移身上的文件，不幸被捕。

巡捕房在張寶泉身上搜出許多文件，斷定他來歷不凡，便把他當作“奇貨”，急于獲得更多的東西。但是威逼利誘無果，嚴刑拷打也不能使他開口。氣急敗壞的敵人搬出名為“九尾貓”的外國洋刑具，這種刑具可以使受刑人產生極度的痛苦，卻不會立即斃命。然而，他毫不畏懼。制造刑具的人只知道怎樣使人皮肉痛苦，但不知道真正的中國共產黨人意志比鋼鐵還要堅強。張寶泉就是這樣的共產黨人。在他被捕之前幾個月，兩湖一帶的敵人大肆捕殺共產黨人時，他聽到有些人被捕后難忍酷刑，供出黨的秘密，就對身邊的同志說過：“如果被捕，無論怎樣拷打，我是寧死不會泄露黨的秘密的！”他默默地忍受著極大的痛苦，實踐著對黨的誓言。國民黨淞滬警備司令錢大鈞聽說巡捕房捕到張寶泉，便出面將他引渡到龍華警備司令部。在龍華，張寶泉遭到更加殘酷的毒打。皮鞭打得他全身皮開肉綻，血肉模糊，兩條腿骨頭粉碎。他幾次昏死過去，又被敵人用冷水潑醒，但他咬緊牙關，怒目而視，回答敵人的只有一句話：“不知道！你們休想從我嘴里得到有用的東西！”獄中的難友看到這種情況，無不為之感動流淚。

氣急敗壞的劊子手們，在這個錚錚鐵骨的共產黨人面前無計可施。最后，喪心病狂的敵人把張寶泉拖到一個院子里，暴打200軍棍后，向他連開7槍，用3把刺刀挑起他的尸體，扔出龍華監獄那高高的圍墻。年僅27歲的張寶泉，就這樣為保守黨的秘密壯烈犧牲了。

1928年6月30日，黨中央機關刊物《布爾塞維克》，以《革命黨人的好楷模：張寶泉同志》為題，報道了他的事跡。文章中說：“張寶泉同志的死，壯烈極了！反動的國民黨軍閥加于張寶泉同志的刑罰，殘酷極了！”“他的誠實，他的耐勞，是認識他的同志，眾口一詞的稱贊的。”他是“忠實的共產黨人的代表，他是革命黨人的好楷模。像他，才是一個好的革命黨人”。他的死“將隨中國無產階級之奮斗而不朽”。

誓言在耳，誓言永恒。周恩來、鄧穎超曾多次回憶張寶泉烈士。鄧穎超曾心情沉重地說：“他死得很勇敢，是我黨的一位很好的同志，我們應該懷念他。”

（根據《當代陜西》2001年第三期《革命黨人的好楷模》一文整理）